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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(This article entitled “Professional Will”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.)

於紐約現代藝術館任高職的朋友到訪香港，帶她四處參觀，了解本地文化藝術景況。在探訪一位攝影師時，他送給我朋友一幅細小照片作紀念，朋友禮貌地拒絕，指出作為藝術館職員，她不可以接受藝術品作禮物，送贈展覽場刊便可以了。

西方藝術館業重視專業操守，規範嚴格，不單不可隨便接受私人送贈藝術品，連收藏與自已工作範疇相關的藝術品亦在禁制之列。文化機構很多時候是公共空間，獲取不同程度的公款資助，是個受委託去為社會提供展覽和教育服務的地方，更可以是一個地方的文化符號和標誌。因此在文化機構員工，有其公眾的身份和責任，對操守言行有嚴苛的要求，屬理所當然。而對操守的要求，不單是在法理上沒違規，更要在道德層面沒有遭人詬病的地方，工作上不能有利益衝突，連出現令人懷疑有利益衝突的可能(appears to have) 也是不能接受的。

這操守很大程度倚賴當事人的自我約束，例如我一直有從事藝術創作，但任職香港藝術中心時，一直沒有在香港展覽自已的作品(除了一些特別而小型展覽如藝術中心員工作品展) ，因為香港藝術圈太小，既是一所主要藝術機構的策展人，同時又以藝術工作者的雙重身份出現，雖無犯法但也不合適。如果是親戚好友，即使是優秀藝術工作者，只有希望其他策展人邀請他們參加展覽。正因如此，我與藝術工作者往往保留一定距離，以免策劃展覽時，給人特別關照好友的指控。有人批評我此舉太極端，因為與藝術工作者熟稔，有助深入了解他們的創作。但我這近乎極端的做法，除為了避嫌外，也因為中國人很多時候公事私事分不清楚，拒絕為好友擺展覽，往往最後連友情也一夜消失，過去就曾有這樣的經驗，太麻煩了，還是保持距離，才能較灑脫地作專業決定。

落實專業操守不能單倚靠法律，當出現違法的情況，已是極之嚴重。專業操守是業界的一份共同約定的道德態度，獲得業內人士的廣泛認同，要求比法律更嚴苛的專業、道德操守。當有人雖沒犯法但卻專業上出現不妥當的舉止時，便要面對同儕的鄙視和排斥，因為行業的尊嚴被敗壞了。

可惜在亞洲區特別是在中國大陸，無論是在藝術館管理、展覽策劃、評論等領域上，對專業操守的意識仍極為薄弱，甚至可以說，基本上並不存在。香港的情況好像略為好點，但了解內情的人，也不難發現其實問題多多。

特別是在市場瘋狂、錢財橫飛的炒賣熱潮中，策展人需要很大的專業勇氣和堅持始不為所動。據說在大陸策展人除收取策展費外，亦普遍索取展出藝術工作者的部份展品，以便拿到外邊售賣作回報！如果屬實，這種操守實在敗壞得駭人，也正好顯示所謂專業操守根本就不存在。

主要的藝術館為個別藝術工作者舉辦大型展覽，其作品的市場價值自然飛昇，藝術館員工特別是策展人，可以有強大市場影響力，因此業內有專業「天條」，是不可以涉足任何形式的藝術買賣。事實上，在財政緊絀的情況下，全球的藝術館都用盡方法去賺錢，搞餐廳書店、籌辦旅行團以至租賃場地搞活動，可以賺錢的渠道都竭力開拓，只是絕對不會參與藝術品的買賣。一旦出現策展人兼任藝術推銷商時，便出現身份矛盾的問題，觀眾亦無可避免地質疑策展動機：究竟這是個藝術展還是個推銷展？藝術機構不時要和商家(贊助商)、收藏家甚至畫商合作，如何在這合作關係中堅持專業操守，需要敏感的觸覺和堅持的勇氣。

我現時在大學教授文化管理課程，當中亦有不少學生來自國內。教書時我花上不少時間講述專業操守，因我深覺這是個被我們嚴重忽視的領域。隨著對民間和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投資越來越大，文化管理敗壞的機會也越來越高。我們要獲得人家的尊重、要和國際文化界接軌，對文化管理專業操守的堅持有絕對的需要。我們急需的不是更多更大的文化建築物，而是高質素有堅持的專業操作。

原文刊於《當代藝術新聞》2010年4月號